何謂真正的觀眾拓展(Audience Building)

繼續紀錄鬆散的點子……

.觀眾拓展,英文有人用 audience building,亦有人用 audience development。不過個人覺得 “building" 一字更能具體地表示出除了「闊度」之外,也需要在「高度」上有所追求。(其實覺得「拓展」二字也不夠"building"那麼精準,不過很難找到更好的字彙代替吧)

.南華早報早前一篇報導覆述我在立會西九公聽會的發言時,將「觀眾拓展」翻譯成 “promotional activities"… 也很難怪,「觀眾拓展」、「藝術推廣」(arts marketing)和「藝術教育」(arts education)沒錯真的很相似,也難免容易被混淆,但其實在其著眼點和終極目標都是有分別的…

Arts marketing,"marketing" 離不開 “market",就是市場,著眼處在於供與求的關係如何讓有 demand 的人知道並接納你的 supply,要 discern consumers’ wants,透過不同方式將供求兩者配對 (所以要做 segmentation),目的是要達成「交易」,其最根本的概念終究是與經濟掛勾的;衡量其成效時也是以量化的方式,例如銷售率、入座率等等。

Arts education,藝術教育,目標是提昇人們對「美」的認知和欣賞能力,但這對於「教育」(in broad sense) 只是其中一個 objective 。「教育」的最終目標之一是透過傳授和學習,為「人類和世界整體的 well-being」作貢獻,而藝術只是其中一個 means 而已。在衡量成效時,則不能用量化的方式,成效比教著眼在教育目標上 (例如表達能力),而不(只)是 artistic excellence 吧。

Audience building,觀眾拓展,其目的乃是在闊度(數量)和高度(欣賞能力和要求)兩個方向,擴大整個觀眾群落促使整個市場的供和求都有變化(不同於 marketing 是做供應者與消費者的 matching),而在這個「金字塔」變大的過程中,推動了藝術「供應者」在量和質兩方面同時並進。所以,表面上看,觀眾拓展似乎只是透過降低門檻,增加觀眾數目,但如果這個 “building" 是夠全面的,夠健康的,闊度(量)高度(質)俱備的,*最終還是會帶動藝術「供應者」在 artistic excellence 上的追求*,這就跟 arts marketing 和 arts education 終極的目的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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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 手段(means),抑或目的(end)?


常覺得,藝術工作者與制定政策者的永恆矛盾,正是在於:

以藝術為手段(means) vs 以藝術為目的(end)。

近日想了很多很多,卻苦無有興趣深入地談的對象(不是完全沒有,只是時機沒湊巧),我的跳接式思維令自己也理不出一個紋路來,也許現在先逐點逐點記下來,稍後再組織好了。

藝術作為目的 (end)--就是追求所謂的「藝術上的卓越」(artistic excellence)。(真正的)藝術家和(真正的)藝術愛好者應信奉這一套吧。

藝術作為手段 (means)--這可多了。對政府而言,可以是提升民眾創意思考進而帶動創意工業發展,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具經濟效益。也可以為國家/城市提升國際形象,讓人(誤)以為某地富有文明和品味。對企業而言,藝術是純粹包裝,是建立形象的手段,藉以提升品牌格調。對政客和「文化諸侯」(見陳雲文章)而言,是為爭取曝光和擄掠權力以及社會資源的手段。對家長而言,更簡單,藝術「修養」可提高子女入讀名校的分數;好一點的可能是「陶冶性情」和「等佢個心冇咁野」。僅此而已。

西九…… 說呀說,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會不會關鍵就在於大家根本沒想清楚,「藝術作為手段」和「藝術作為目的」,何者先行?抑或兩者本身根本相輔相承密不可分,但當權的卻只看重其中一邊,認為另外一邊只是藝術家自己的責任?

於是,文藝界口徑一致,高呼政府應有文化政策配合西九這個大型文化(還是不是?)項目,兼且需要培訓藝術人才(我倒想問藝術的欣賞和創作能力,是不是單靠「培訓」就成?)。政府則闊佬懶,只管繼續跟你說:「核心設施」這樣那樣,融資方式如何如何……

想到這裡,便想起在天水圍辦戶外文娛節目時所見的,每個屋村的整體規劃,包括學校、校舍、樓宇、商場、商場裡的店舖等等,倒模式的「規劃」(倒模式,也就是根本沒有用心規劃,只貪求所謂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千篇一律到我有時都會忘了身在天瑞、天耀還是天逸。當我們身處的環境如此單一化,單一化到一個地步,所謂的「集體回憶」裡的細節都幾乎相同,連因為不同的經驗交流下碰撞出火花的機會都等如零的時候(我們這一代,若有住屋村的都至少有 H 型 Y 型等款式吧),所謂的 alternative 根本不存在, 人們都不相信有 “something else",還如何談創意?

創意就是要在常情中開辟出新的選擇,找出 “something else";當你身處、成長的環境,不論硬件軟件都令你懷疑你根本沒有 alternative,有創意都早被壓下來了,「培訓」就能長出來嗎?

於是,到頭來,「培訓」出圓熟的技巧,金雕玉砌美輪美煥但作品有形無神欠缺靈魂,即使可騙倒大部份人,也騙不了真正用心感受藝術的人們。這種作品,我形容為是「術生藝死」的作品。藝術藝術,術就是技巧、技術;藝就是靈魂,就是心。

若果政府發展文化藝術的時候只看重「藝術作為手段」的話,我們所得的「藝術成果」,就會是這一種欠缺靈魂的所謂「藝術」。

若真如此,你還要不要?

(p.s. 但若真的要求政府懂得甚麼是「藝術作為目的」,不如先問問,局長們、署長們,一年裡有看過幾多個不是受邀出席,而是因為個人興趣而掏腰包買票去看的藝術節目或者展覽,而真切地被藝術的內容觸動過?)

好戲量與網民的空間爭戰

八月份,有網民於 facebook 內發起「踢好戲量出旺角」的小組。筆者就曾以藝術行政人員兼旺角區居民的身份寫過數篇文章分享看法,現整理如下。

(原文發表於2008年8月25-28日。)


(一)
我個人並不反對任何藝術團體在公共空間進行不違法不滋擾別人的「表演」, 但我認為有兩件事是很重要的:

1) 公共空間的「開放性」(也就是公眾的包容性的投射), 與「使用者」的自律性是掛勾的。舉個例, 雖然一樣佔用了公共空間來表演, 但 Funny叔叔的表演對比起好戲量, 就自律得多(Funny 叔叔會勸途人圍小圈一點好讓出足夠通道給行人)。自律, 也就是尊重其他共同使用者; 於是, 反對好戲量的人至少不會覺得連 Funny 叔叔這一類街頭藝人也要「踢出旺角」。

2) 好戲量的街頭演出, 其「藝術性」當然有待商榷。我雖不會懷疑創團人楊秉基的底子, 但本人對其團員的水平卻有一定保留。雖則好戲量以「街頭劇文化」掛帥, 但若然要「邀請」「觀眾」參與演出, 亦至少應以尊重被邀者為原則, 絕不可以強人所難。反對好戲量的人其中一項指控是, 該團演出「徵求女朋友」時, 即使女途人明明不願意, 仍強行拉扯女途人進入「舞台」, 這就是不尊重「觀眾」意願的行為。

本地另一劇團「PIP」(前名"劇場組合")其實也經常有街頭劇演出, 劇目包括「搭嗲騷」、「小小小紅帽」等等, 演出進行期間也會邀請觀眾參與; 但分別是, 如果演員接觸某觀眾, 某觀眾表示不願意, 演員也會尊重其意願; 甚至試過完全沒有觀眾願意參與, 演員也只會自行執生完成演出, 不會強行拉觀眾參與。

所以, 若然好戲量希望路人尊重其藝術行為, 我認為該團至少應自律, 尊重其他行人專用區的使用者, 一方面應讓出一定闊度的通道(看來他們並不知道, 如果餘下的通道, 闊度不足以讓消防車通過, 是*有可能*違法的), 另一方面, 劇團實不應在途人拒絕的時候仍然堅持要對方加入演出。

畢竟, 強人所難, 不但沒法「推廣街頭劇文化」, 更只會招人討厭。

公共空間是屬於每一位市民的,因此,官方以及政界的干預應該越少越好,才不致改變公共空間的「公共」本質。公共空間的使用,應是使用者--民眾,自行協調出來的。所以,若然現在不同的使用者能以互相尊重為基礎,透過「協商」(而非「沒偈傾」式的對立),找出大家都能接納而共存的解決方案,才能雙羸--也就是在沒有官方的干預下,行人又有足夠通道步行,而同時任何藝團和藝人亦有街頭表演的空間。所以在現階段來說,我反對政府介入。而身為支持本地藝術發展的市民, 我也不想看見「兩敗俱傷」的局面--兩敗俱傷,就是整個「公共空間」被收回(油尖旺區議會就曾經討論過是否應取消該行人專用區),最終一切街頭表演都被禁止,街頭表演者失去自由演出的地方之餘,行人要在非常擠迫的行人路上行走,除了易生危險外(行人路太擠時會有路人行出馬路),擠迫的行人路更會惹來扒手出沒,最終受害的也是廣大市民。

文化評論人陳雲曾經說過,香港政府很愛用「市政管理街市」的管理思維,也就是,以「掃垃圾」的方式去處理一些不想處理的問題(例如將街市和大排檔通通趕進室內,到頭來抹煞了傳統市集和大排檔文化),再加上政界有不少人喜歡「抽水」,所以,倘若我們不希望連一小片公共空間都失去,就得大家自律,互相尊重互相包容,讓官方和政界都沒有任何「口實」去干預才成。

(二)
現時的主流訴求其實是頗清晰的:就是,若然好戲量願意縮減演出範圍,不對途人作出滋擾行為,仍可像Funny叔叔那一類街頭藝人一樣被普遍的專用區使用者所接納。

好戲量現在看來似是「騎虎難下」,但其實只要願意清晰地表態便可有助事情在政府介入前有所推展的了。要表態的包括:

1) 會否縮減演出範圍
2) 會否檢討其劇中牽涉到與異性有身體接觸的現場觀眾參與環
3) 會否查找其公開擺賣、張貼廣告/橫額、佔用通道範圍會否影響緊急車輛通道(即Emergency Vehicle Access簡稱EVA)等是否有違例

真的,現時的僵局,其實只有在好戲量表態後,才會有所進展。

說實的,好戲量如果真的重視藝術,重視其標榜的街頭劇精神,也應該明白要推廣藝術,宣揚某種理念,也得要受眾接納才成。

藝術家有堅持有執著才有動力創作,我作為藝術行政人員是非常了解的;可是,在藝術上的執著,和受眾可接受的方式之間,如何拿捏一個好的平衡點,也是藝術家有責任要思考的課題。畢竟,藝術家和群眾是平等的,藝術家希望群眾尊重自己的藝術,也要先尊重群眾。如果藝術淪為一種「自爽」,便失去一切意義了。

忽然想到:好戲量不是很受Beyond影響的嗎?何不向他們所曾作的借借鏡?

我自己也是Beyond 的 fans,由「昔日舞曲」起已聽他們的歌,一直伴著我長大。但他們除了讓我知道堅持理想的精神外,也讓我學會了「妥協」的藝術。

當年Beyond 本來是地下樂隊,可是後來也得經歷過一個商業化的時期(唱"真的愛你"的時期,穿西裝打Band,找「Beyond Four」那張唱片看看就明白),在普羅樂迷的口味和搖滾之間找平衡;但因此,他們成功地「入屋」了,被普羅樂迷接受了,甚至連好些「媽咪輩」都因為一首「真的愛你」而不再反對子女聽Beyond了,自始他們才逐步在音樂中加入他們本來最希望放入的元素 (尤其是「真的見証」那張唱片),做自己最希望做的音樂,而聽眾亦慢慢更多地接受他們「本來」的音樂風格。

想一想,如果當年的 Beyond 堅持己見,首首都「金屬狂人」一般的搖滾,嘶吼,不理會普羅樂迷的接受程度,也許當年可以免去「搖滾叛徒」的指控;但若然沒有經過一個「妥協」的階段,沒唱過一陣子商業味較重的歌,Beyond 的影響力又會不會像現在那麼廣,那麼深呢?Beyond 希望宣揚的搖滾精神,又能影響至今嗎?

常言退一步海闊天空。妥協並不必然是負面的。妥協,是願意與他人共存,共融的體現。公共空間,也就是讓不同個體,不同群體共存,共融的地方。現時有部份激進的網民展示著「因噎廢食」(例如嚷著要立例規管專區)、「你死我活」(有理冇你總之踢走你)或是「一拍兩散」(寧願失去專用區)的態度,真的希望大家都好好想清楚。

後記:

大眾都對西九寄予厚望,期望該處能提供大量作表演和休憩用途的公共空間,因此好戲量與網民之間就公共空間使用方式的爭議,對西九管理局非常具參考價值。

到底未來的公共空間管理,如何能在提供自由度之餘不致變成「冇王管」?「管理」跟「自由」是否必然互相排斥?在公眾動不動都愛要求政府「出手」的情況下,單靠使用者自律是否可行?實在都值得我們細細思考。

剪報:西九使命: 致力復興中華文化

西九使命: 致力復興中華文化
2008-10-27

【大公報訊】西九文化區有望全速前進,但本港文化發展之路仍然很漫長。剛被委任為西九管理局成員的曾德成談及對香港未來文化發展的願景:「我希望香港能夠在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之中,發揮到重要的角色」。他說,香港的地理位置優越,作為內地的邊緣地區,在「一國兩制」下,可以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起著特殊的促進作用,並能與西方文化接軌。曾德成希望在任內,配合特區政府施政,以三個定位全力推進西九文化區,配合香港人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在訪問過程中,不難發現曾德成對中華文化有一種深厚的感情。他表示,中華文化在世界歷史之中深遠流長,有其重要的影響和地位;他說,以前可能有人認為,中國、亞洲、非洲是一些文化落後的地方,歐美的文化發展則較先進,但事實上,中華文化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且維持了一段很長時間,但近百多年來,出現了一種以西方為主導的文化霸權,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有限。

曾德成說,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有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走出了自己一套經濟模式;金融海嘯之後,國際輿論重新檢視價值觀問題,提出是否單靠過去的市場主導發展經濟。近年,有內地思想界學者強調,國家的軟實力是文化的基石,不少人討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在國際上再次振興,不應像西方國家那種軍事或經濟實力的競爭,而是要靠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崛起。

文化復興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不同階段也需要不同的策略。談及中、短期目標,曾德成將方向鎖定於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之上。

西九不是孤立地區

隨著西九管理局的成立,曾德成在任內要肩負促進本地文化發展的重任,他就文化區提出了三個定位:「首先,這個文化區位處西九龍,但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孤立的地區,而是應該與整個西九龍鄰近的地區結合,例如油麻地、尖沙咀、旺角;第二,文化區是屬於全香港的,我們一直說,西九文化區是特區政府對於文化長遠發展的策略性投資,包括興建多個表演場地、博物館,這些都有助解決現時香港人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自我上任以來,接觸不同地區人士時,他們都反映文化表演場地不足的問題。第三,文化區是區域性的,能夠吸引珠江三角洲、南中國的旅客前來,欣賞文化表演節目。」

曾德成說,香港自製造業北移後,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出香港新經濟的增長點;金融海嘯後,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成立專責創意產業辦公室,就是要探討如何把握經濟發展的機遇。曾德成深信,香港有條件像倫敦、美國那樣,除了發展經濟金融,也可以在創意經濟、當代表演藝術等方面有重要的成就,能夠吸引遊客到文化區。

曾德成表示,隨著西九文化區的落實與運作,香港可以在中華文化的復興中,發揮應有的積極角色。

剪報:本土文化簿﹕風景線中的管治痕迹

本土文化簿﹕風景線中的管治痕迹
(明報)10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這星期翻報紙,但見數條關於藝術品的新聞。還以為自己眼花,什麼時候港聞版都有藝術新聞了?原來是大拍賣行世界巡迴,現代藝術不過像期貨基金認股證﹕隨着大市可升可跌。Matisse也好Kandinsky也好,也得在雷曼兩兄弟前將就將就。

韓志勳千禧自述

拉闊一點看,藝術與種種本土社會因素如何大跳探戈,或如何從藝術的發展回頭照亮未解的歷史迷題,正是藝術也是社會的雙重空白。

由前教育學院副校長,現任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陸鴻基作訪談的《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勳千禧自述》,便充滿了這種閱讀趣味。

或者作為戰後一代畫家,韓志勳只想當個講古佬,把自己如何開竅、流放和昇華的一生娓娓道出。然而,如帶着有關殖民管治的問題意識來讀,訪談中提及「中元畫會」等民辦畫會、藝術品主要「消費者」、畫展藝術節和政府相關單位的關係及生態等,便已勾勒出香港殖民時代文化藝術政策好些基本元素。

評論人陳雲曾說,天星碼頭、大會堂等簡潔的現代主義建築,是戰後港府裝出現代理性管治的實物宣言。而韓老先生亦提到,大會堂啟用時舉行過一個公開畫展,主調是「要新的東西,不要傳統」。弔詭的是,當巴西的「聖保羅雙年展」邀請韓先生及其同輩抽象畫家代表香港參展,同一位大會堂美術館館長竟從中作梗,他們最終只得以中華民國的身分參展。原來同病相憐的,不只有張子岱和林尚義等同代足球名宿。

藝術要求自省,現代藝術的一些分支和發展更是對現代社會具爆炸性的破壞力。真切得令任何權力尷尬的問題是,香港需要藝術教育嗎?社會需要藝術氣氛嗎?是樓盤廣告那種奢華炫耀,或衝擊虛偽價值觀那種?「騎劫」時代廣場算不算?好戲量的街頭演出又怎看?當年究竟是怎樣的藝術文化政策,既出了一批現代藝術家,同時又培育出完美地市井的香港社會?在這個所謂「西九時代」,還有餘地裝無知嗎?

今期簿長 周思中

剪報:陳雲說﹕殖民時代的文化惡與善

陳雲說 He says﹕殖民時代的文化惡與善
(明報)10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香港在過去的殖民地時代,文化政策起初是「大政之餘」,屬於富而好禮、發財立品之類,後來是為社會暴動所迫,而開啟營造市民文化之大政;香港回歸之後,行政長官    董建華    接連在《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的文化身分,並且解散兩個市政局,重整文化行政架構,總攬文化行政大權,厲行教育改革,文化政策就成了「大政之始」,屬於窮極思變、祈求以文運振興國運之舉。

概括而言,港府可以干預的文化生活,只限於使用公帑、公共場地進行或受到法例管制的文化活動,即是公共文化的範圍;在公共文化之外,政府能做的,一般只是在關鍵時刻,做道德與品味的表率,間接提升市民的文化修養。配合香港政治實况的行政傳統,香港一直以來採用的文化政策,是自由的文化政策,即學界所言的「描述式的政策」(descriptive policy)。香港的文化政策並非像其他國家或政府般,以一套事先構思及公布的成文政策來實施——即學界所言的「規限式的政策」(prescriptive policy),而是以具體形式、零散體現,落實於各項政策與措施上,在場館建設、藝術資助、場地管理、文物古蹟保育等方面,經長時間運行之後,逐漸形成一套行政準則與處事方式。惟其具體、惟其零散,文化界乃至市民才可以在各項細節之中,與政府互動,事後仍可議論與修訂,雖然政府擁有主導權,但民間仍可與之周旋,據理力爭,彼此諒解之後,令惡政得以緩解,善治得以實踐,並確立於辦事程序與法律。良性互動,細密調整,兩得其所,各取所需,正是英式經驗主義的政風,亦與舊中國的吏治傳統相若。數十殖民官可以統治幾百萬華人,並非無因。

【節錄自書內第一章】

剪報:誰是香港文化罪人? 陳雲點評文化人地事

文化事大﹕誰是香港文化罪人? 陳雲點評文化人.地.事
(明報)10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詞鋒凜然的文化評論人陳雲,去年離開民政局顧問一職後,用了8個月時間,快速寫下近600多頁香港文化政策研究《香港有文化》(上卷),暢論香港演繹文化跟公民社會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反民間一貫「香港缺乏文化政策」的批評,陳雲特地指出,雖然自港英政府以來,香港一直欠缺整套圓滿的陳述,但其實與文化相關的政令,向來散在各種政策當中,而且較有整體目標更為具體而靈活,這與過去港英殖民因着150多年行政歷史有關。

陳雲形容香港政府發展文化,「雖然是行政主導,但不算是高壓式行政,可以就具體事項,容許退路和修正成為可行的指引,譬如1962年大會堂建成後,要到有十幾年運作經驗累積後,才在70年代累積出可行的七點建議,這種政策不是主導文化性的發展。」

港英政府反覆和民間溝通、因應實際情况發展政令的模式,陳雲稱讚其好處在能承傳精神和習慣,而且即使其官僚色彩致使循俗,卻可以具體而微地安撫百姓不滿情緒。

他舉例:「1956年廣播署長在諮詢文件上明言,應該讓香港電台有開放言論、甚至批評政府,可以疏導民意,幫助管治。港英統治雖然沒有民主,但這些管治思維在內部傳遞的memo(通告)都寫得清楚。可是回歸後政府竟不明白這一套,才會引出民間許多紛爭。」

陳雲笑說,他亦是靠多年供職政府,乘工作之便,參閱文書檔案,接觸資深文化官員如陳達文等,方可直接了解這套原來的文化運作模式,學得很多治術。

「曾蔭權器量不夠 箝制異議」

可惜的是,將來如此機會似難再見,這本《香港有文化》或就成為未來研究香港文化的「資源書」了。

回歸以來,北京管治思維進入香港,而特區政府頻頻施政失效,他指這是不屑回看歷史經驗所致﹕「特別是今屆特首曾蔭權,器量不夠,不喜歡接受挑戰,不跟從過去港英的開明傳統,對抗議、網絡等施展種種箝制,加強不必要的管理。」跟「還會隻眼開隻眼閉」的董特首相比,曾蔭權「造成文化極大傷害,可算香港文化的罪人」。

此外,港英官僚體系的承襲,亦做成文化發展的窒礙。「政務官員限於身分位置,只敢因循機械式行政程序。雖然文化藝術內容並不差,但只能維持平均而欠重心的文化藝術,不敢作藝術判斷,管治者「有政治問責性而沒文化問責性」,將文化事務與其他政務同樣處理,這與許多持「Cultural Exception」方針的西方國家,大相逕庭。

他提出經典例子,諷刺香港文化中心這件「唔見得人」的建築,「當時其中一個設計是半地下式,有聲音要求保留原來火車站鐘樓,將文化中心主體放在地下,地面只突出半個透明玻璃建築,令海濱景觀開揚、沒有阻隔。但這設計最後因造價太貴被否決了,換成現在這個不用維修,很『襟睇』的樣囉。」

「不過文化中心過去作為公共空間也有可取之處,例如可以免費進出使用洗手間。這與內地文化場館多為禁地須購票內進並不同。」可是近年曾政府收窄公共空間,驅趕文化中心的露宿者,陳雲批評乃是自我打擊行為(Self-defeated)。

何志平畏難 曾德成潛水

曾特首不吝展現權力慾與控制慾,民政局長又可否與之抗衡?

對於已離任的何志平,陳雲嘆謂他即使有文化主張,「但遇阻力便退縮,反使他在官場被認為曲高和寡,在民間又被譏沒堅持,結果兩面不是人」。

而與特首出身派系不同的曾德成,「得不到曾蔭權信任,未來關於文化的兩大項目西九及保育,皆與他無關;而他本人在立會揶揄陳方安生一役闖禍後,亦已經收聲,做個潛伏的管理者」。陳雲指他態度沉得住氣,如今只乖乖做官,似會無風無浪到公卿,「像王岸然在他上場時所言,一派儲君之象」。

而連香港藝術節等民間藝術團體,「亦太穩陣退守,而且周遭環境有變,如今外國藝團已經不會單單來港演出,只會待有亞洲區巡演才途經香港,」缺乏衝擊下,陳雲憂心:「香港文化可能就此平庸下去了。」

文 圖 鄭依依

編輯 陳立衡